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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东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杜宝贵研究该地区发展时提到，究其原因，首先是固有产业结构的路径依赖。他认为，东北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中，承载了更多的历史使命，以重化工业为核心的产业结构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转型；其次，改革开放以来，国家的政策红利更多向东南沿海倾斜，东北几乎没有享受到多少政策红利；此外，长期以来，东北受计划经济思维的羁绊。他说，总体上，东北地区的“保守”思想较为浓厚，政府的“有为”与市场的“有效”形成错配状态，要素市场发育缓慢。

　　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、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廉政法治中心主任魏昌东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也表示，此轮国企反腐是腐败治理深化的内在要求，“从中观层面来看，国企近年发生了多起重、特大腐败案件，暴露出腐败预防机制和控制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化、提升和完善”。

　　他认为，沈阳若想保持人口进一步增长，要紧紧瞄准国家赋予东北的“五大安全”（维护国家国防安全、粮食安全、生态安全、能源安全、产业安全）战略定位，实现“聚产”与“聚人”的有机结合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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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、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廉政法治中心主任魏昌东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也表示，此轮国企反腐是腐败治理深化的内在要求，“从中观层面来看，国企近年发生了多起重、特大腐败案件，暴露出腐败预防机制和控制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化、提升和完善”。

　　他认为，沈阳若想保持人口进一步增长，要紧紧瞄准国家赋予东北的“五大安全”（维护国家国防安全、粮食安全、生态安全、能源安全、产业安全）战略定位，实现“聚产”与“聚人”的有机结合。